中宏網北京4月24日電 聚焦“碳中和：中美大國責任與新未來”主題，中宏論壇第十四場在線研討4月23日下午召開。天津大學馬寅初經濟學院創院院長、國家能源、環境和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張中祥應邀出席研討會并作主題發言。

　　張中祥簡要回顧了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歷史成果，對中國通過多邊機制解決氣候變化的長期努力及主要成果進行了深入分析。他強調，中美就應對氣候變化的最新聲明展現了中國的外交智慧。此外，張中祥還對中國碳中和主題投資與新能源發展機遇、國內能源治理邏輯等熱點進行了解讀。

　　以下是張中祥發言：

　　從1997年日本京都以來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在不斷變化的國內與國際大背景下，中國也在重新調整自己的立場和策略。在參與國際氣候變化談判過程中，中國逐步從一開始的邊緣配角向中心主角轉變。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為《巴黎協定》的達成作出了重要貢獻?，F在的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和各種高級別的領導人會議，旨在推動《巴黎協定》在減排長期目標、資金、技術、能力建設、透明度、盤點機制等諸多關鍵問題上全面有效落實，各締約方不斷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并提出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1.5攝氏度內的目標。這就是從2020年9月以來舉行的中歐領導人峰會、中國的碳達峰碳中和承諾、中美兩國在上海圍繞氣候變化進行磋商、美國召集的領導人氣候峰會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的背景。

　　中國兩次宣布氣候承諾平臺意味深長

　　2020年9月16日中歐領導人舉行會晤，中法德三方就明確提出打造“中歐綠色合作伙伴關系”；2020年9月22日，中國領導人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布，中國將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2020年12月12日旨在紀念《巴黎協定》達成五周年的氣候雄心峰會，中國領導人進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可見，雖然中國30·60目標和自主貢獻新舉措與中歐領導人互動或在歐盟領導人邀請的峰會有關，但其實都是在聯合國平臺或相關活動上發布的。說明中國一直是維護多邊主義、主張通過多邊機制來攜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

　　這些才是對中國承諾的正確的解讀和應有的認識高度。很遺憾，我尚未看到國內輿論報道把中國為什么選擇在那兩個平臺或相關活動上宣布承諾的深層意義表達出來。國外的媒體，更荒唐地認為這些是展現法德氣候領導力外交的勝利。

　　中美聯合聲明展現了中國的外交智慧

　　這在聯合聲明開始前兩段尤其完美體現出來。回顧過去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與其他國家一道解決氣候危機；走向未來，中美兩國堅持攜手并與其他各方一道加強巴黎協定的實施。這表明中美合作可取得意想不到、甚至不可為的成果。同時強調與其他國家/各方一道，表明雖然中美合作重要，但是堅持多邊主義立場。

　　智慧同樣體現在兩國均期待4月22/23日美國主辦的領導人氣候峰會的表述中。美國總統氣候特使克里作為白登政府的首位高級官員訪問中國，在上海與中國就氣候變化問題展開討論，推動中美和全球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和《巴黎協定》全面有效實施，為4月22-23日美國總統召集的氣候變化領導人峰會做準備。因此，克里訪華是否成功就是看中國領導人是否參加領導人氣候峰會。聯合聲明用了“期待”，非常高超。既然中國領導人已被美國總統邀請參會，如果沒有意愿參加，那期待什么呢？期待表明原則上/基本上同意，但又留有余地。畢竟，美國接連不斷做出傷害中國利益的事，如果美國在開會前做出中國不能容忍的事，中國完全有理由不參加會議。

　　聯合聲明宣布中美雙方將分別執行《蒙特利爾議定書基加利修正案》中所體現的逐步削減氫氟碳化物生產和消費的措施，加強氫氟碳化物等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管控。4月16日下午，中國領導人在北京同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中法德領導人視頻峰會，同步在中法德領導人峰會上公布。表明這是中國對世界的承諾，體現了中國一貫堅持的應對氣候變化是全人類的共同事業，不應該成為地緣政治的籌碼、攻擊他國的靶子、貿易壁壘的借口。

　　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均衡體現了雙方的關切

　　中美兩國都計劃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屆締約方大會（COP26）之前，制定各自旨在實現碳中和/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的長期戰略。溫室氣體遠不止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也不是溫室效應最強的溫室氣體。中國承諾2060年前碳中和，這個到底僅僅是二氧化碳凈零排放，還是所有溫室氣體凈零排放，存在很大區別。聯合聲明中實現碳中和/溫室氣體凈零排放明確了碳中和是指溫室氣體凈零排放，這個體現了美國的關切。但沒有明確時間，反映了中國的立場。

　　兩國計劃采取適當行動，盡可能擴大國際投融資支持發展中國家從高碳化石能源向綠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轉型。雖然中美這樣大的經濟體和排放大國自身的減排至關重要，但幫助和支持發展中國家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向低碳綠色轉型責無旁貸。美國對中國在“一帶一路”高碳投資非常關切，一些政客和西方主要媒體甚至經常拿這事指責中國。中國或中國企業要特別注意海外投資和國家發展援助可能帶來的環境和社會影響，就如同在國內投資也要重視這些問題一樣。但這個問題的確比較復雜，涉及的因素很多，必須客觀、多視角地看待。比如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還處在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的階段，這些國家更多還是考慮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如何發展的問題。中國的有些投資反映了接受國的偏好。比如，中巴經濟走廊煤電項目更多是巴基斯坦傾向煤電項目，因為巴方認為煤電項目既可以減少石油進口，又可以比較快地解決電力短缺，促進經濟發展。

　　不過中美兩國可在公共資金向能源和基礎設施領域開展合作，對公共投資的定義和承諾適用的范圍以及是否嚴格執行等關鍵因素能否達成共識。比如，哪些項目不能再接受公共投資？滿足什么技術條件境外燃煤電廠可獲得公共投資？對哪類受惠國可例外？不過，在還沒有形成共識之前，對公共資金支持境外火電融資，中國做法比較務實，但這更多是市場機制使然，而不是特定產業政策的助推和保護。

　　中美合作領域關注雙方共同的關切

　　承諾是否嚴格僅僅看減排目標是不夠的，還要看是否采取具體行動來實現目標。

　　中國“十一五”規劃首次把單位GDP能耗強度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五年規劃，提出2010年單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自“十一五”規劃中首次提出節能目標以來已過去的三個五年規劃，二個5年規劃中提出的約束性的節能目標仍在路上。

　　美國就更令人不放心了。到目前為止，只能說美國建立了推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一些基礎，但美國還沒有建立嚴格的信譽，督促或施壓別的經濟體承擔更多的氣候變化方面的責任。美國氣候變化的承諾和政策只有通過美國國會立法通過才會更具有效性，更持久，在氣候變化領域美國也才更有信譽。通過總統行政令推動的一些政策，的確可快速付諸行動，但并不能保證持久。就像拜登推翻了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一樣，誰知道拜登的繼任者是否會延續這些政策？對未來存在更大不確定性的美國，更需要關注短期行動。

　　從減少排放思路來看，投資或合作機會一定藏在排碳最多或減排最有潛力的地方，具體的減排行動可能在這些相關領域。中美聯合聲明列出的合作領域恰恰反映了這點。雙方將在COP26前及其后，在工業和電力領域脫碳的政策措施與技術（包括儲能和電網可靠性、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增加發展可再生能源等8個優先領域開展對話和交流。

　　這些領域的合作反映了中美雙方共同的關切，同時各自又可受益。通過合作，可以把事情做的更好、更快、更有效。以前兩個優先合作領域來說，碳中和要求能源結構向低碳化無碳化深度調整，要求化石能源比重大幅下降、以風能、太陽能為代表的非化石能源比重大幅上升。而風能太陽能出力受天氣影響大，所以就要發展儲能。出力具有間歇性、波動性的新能源的大規模接入電網給電力系統穩定帶來了新挑戰，美國發生的德州電網癱瘓也與新能源接入有關，說明電網可靠性的重要性。美國以前也是主要靠煤電，隨著頁巖氣爆發性增長，大量煤電被氣電代替，但碳中和要求向無碳化深度調整，氣電也面臨著碳資產的擱置問題。中國就更不用說了，主要靠煤電。全國大約10億千瓦在運煤電機組平均運行年齡只有大約12年，離現代煤電廠正常退役還有20~30年時間。讓這些機組提前退役會造成很大經濟損失，特別是經濟不發達的西部地區，機組運行年齡更短。因此，中美都不同程度面臨避免電廠碳資產的擱置問題，都需要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S)技術。至少，CCS技術作為保底技術，也就是零碳技術成本的上限（因為在沒有別的可行技術的情況下，總是可以通過CCS來實現零碳排放），可允許這些煤電廠不至于全部提前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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