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40多年來，我國一直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謀發展，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我國改革開放序幕，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改革開放新局面；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釋放出我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明確信號，為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強勁動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成果豐碩、特點明顯。一是外貿結構進一步優化。以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新三樣”產品在外貿出口中呈現強勁增勢，以跨境電商為代表的新業態風靡全球，以民營企業為代表的新主體蓬勃發展，激發了我國外貿新動能。二是貨物貿易質效穩步提升。對外貿易實現了跨越式增長，年均增長近1.6萬億元，相當于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年進出口總額。我國外貿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勢頭，今年上半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到21.17萬億元，同比增長6.1%，規模再創新高。三是實際利用外資持續增長。我國吸引外資連續十年實現穩步增長，利用外資占全球跨國投資比重約15%。四是對外投資規模保持世界前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年均增長達5%以上。202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1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7%。五是服務貿易進出口額不斷提高。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年均增長6%以上。2023年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將達到6.5萬億元，同比增長10%。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國際形勢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我國對外開放面臨挑戰。一是國內區域對外開放發展不平衡。內陸地區對外開放整體水平不高、平臺和通道的支撐能力不強，與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水平差距明顯。近年來，我國中西部與東北地區的貨物進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之和僅占全國比重的20%左右，東部地區仍是開放型經濟的主要集聚地，“東強西弱、海強邊弱”的對外開放格局沒有徹底改變。二是外部市場波動。近年來，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開放指數呈下滑趨勢。歐美市場的貿易保護主義勢頭上升，“脫鉤斷鏈”“小院高墻”甚囂塵上，對我國外貿的拉動作用明顯下降，進出口貿易受到挑戰。三是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尚未建立。根據數據顯示，我國外貿盈余對GDP的貢獻下降至1%左右，國內大市場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源。但全國統一大市場還未形成，難以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對于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依然是嚴峻挑戰。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全會還涉及了擴大制度型開放、外貿體制改革、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等，堅定了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信心與決心。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需要堅持“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相結合，不僅要提高國內區域開放水平和協同發展水平，也必須依托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促進國內外雙循環中不斷拓展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塑造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優勢，努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共享發展機遇、共創美好未來。
一是實施更大范圍的對外開放，提高區域對外開放水平。聚焦制度型開放，以制度建設為抓手，促進沿海—內陸、向東—向西的協同開放，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培育更多內陸開放高地，提高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對外開放水平；引導沿海內陸沿邊開放優勢互補、協同發展，加快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新格局，推動我國與更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實現互利共贏。推動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自2013年我國自貿試驗區建設啟動以來，全國已經陸續設立22個自貿試驗區，新疆自貿試驗區的設立，標志著我國已基本形成東西南北中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二是實施更寬領域的市場開放，吸引更多外商投資。不斷擴大自主開放，為全球投資者提供更大的市場機遇和發展空間，讓中國大市場成為世界大機遇。有序擴大商品市場、服務市場、資本市場、勞務市場等對外開放；推動服務業擴大開放，尤其是推動電信、醫療等領域的開放進程，完善境外人員入境居住、醫療、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統籌推進重大標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項目等，擴大對不發達國家的單邊開放。今年7月，144個小時過境免簽政策擴大到全國37個口岸，帶火了“中國游”。這一政策紅利得到進一步釋放，不僅提高了入境中國的便利性與吸引力，同時擴大了中外人文交流，成為中國不斷擴大開放的“政策名片”。
三是實施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持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具有穩定國內大循環和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雙重功能。一方面，需要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充分激發市場活力，推進科技創新、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擴大內需，通過暢通國內大循環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另一方面，要推動雙循環相互促進，繼續提升參與國際循環的質量和水平，不斷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區域戰略深度融合，擴大合作范圍，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自貿試驗區等先行先試，推動形成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試點經驗，為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探索新路徑、積累新經驗。（作者：涂永紅，中國人民大學長江經濟帶研究院院長；呂陳，長江經濟帶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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