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感謝曉強同志的發言。剛才曉強同志給大家介紹了中美關系發展的現狀，以及第14次中美工商領袖前高官對話會有關的情況，也提出來對中美經貿關系發展的六條認識。我相信曉強同志的介紹，對大家了解中美關系的發展，了解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情況都會有所幫助。
下面有請陳文玲同志發言，陳文玲現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執行局副主任，曾經在國務院研究室工作多年，多次參加黨中央國務院重要文件的起草，先后參加過國家相關規劃的起草制定、研究或者是評審。下面有請文玲同志發言。
陳文玲：第14屆中美二軌對話剛剛舉辦，中美二軌對話其中有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中美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合作。數字經濟領域是中美兩國加強合作契合度比較高的領域之一。
美國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第一大國，中國作為數字經濟發展排在第二位的國家，正好兩國GDP在世界排位也是第一、第二位，數字經濟發展是世界發展的大勢，也是經濟發展的前沿和主戰場。如果兩個國家進行合作，不僅將給兩個國家帶來重大的利益，而且會給整個世界帶來正向的溢出效應，或者叫“乘數效應”。所以，中美兩個國家數字經濟的合作，這個領域是兩國在氣候、能源等方面合作外，一個最有潛力或者說最有發展前景的領域。
一、數字經濟是世界主要國家的戰略選擇，是當前共識度最高的領域，也是在不確定的世界中確定性最高的經濟發展的一個趨勢性特征
大家知道，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幾千年歷史演進的進程，就是不斷地創新和替代的過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催生了不同的原創性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第三次和第四次則以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的發展作為標志。當今世界，正在進入一個由大數據驅動的人工智能系統和數字經濟形態形成與發展的生態系統，由此誕生了半導體產業等新興產業，數字經濟支撐的技術將驅動生產力從量變到質變，并且逐步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
因此，數字生產力，將成為優質生產力的核心。全世界都在擁抱數字經濟發展的這個機會，中國也在擁抱這個機會。美國擁抱得比我們要早，在克林頓時期就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國家戰略，是領世界之先的。當前，全世界17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制定了各自的數字化發展戰略，所以可以說，未來已來，數字經濟、數字技術、數字生態，它預示著人類社會的一場革命。人工智能已經從幻想走向現實，而且開始執行反映人類智力水平的任務，比如說Chat GPT，雖然我們中國還沒有應用，但是輿論已經沸沸揚揚，而且ChatGPT在推出以后不到一個月，就發展到1多億人的應用，現在應用者據說已接近三億多人，擴張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得到全新算法和日益豐富的企業算力加持賦能，使萬物互聯、萬物感知、萬物可見、萬物智能變得成為一種可能。所以數字經濟、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它將產生最廣闊的新藍海。無論是進行數字化轉型的企業，還是支撐數字化轉型的企業，那是數字經濟走在前列的國家，還是經濟發展迅速的區域或者城市，都可以通過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巨大的市場空間和豐厚的收益。這是我的第一個觀點，就是數字經濟發展是大勢所趨。
二、中美兩國在數字經濟發展上，走在了世界前列，數字經濟領域兩國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美國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始終領全球之先。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引發的動力革命是英國領先，從第二次、第三次到第四次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美國領世界之先，數字經濟美國也走在了世界前列。有很多的優勢。其中一個重要優勢，就是美國的原始創新能力高于中國，比如說美國從第二次、第三次到第四次科技革命、產業革命，占全球原始創新的80%以上。這種原始創新能力，這是美國的一個非常大的優勢。美國在半導體領域，在數字經濟的其他領域，核心設備、核心技術、核心零部件具有優勢，在大國競爭博弈中，這是卡別人脖子的能力。美國還具有人才優勢，這種人才優勢并不是美國人產生的人才，而是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向美國聚集，為美國所用，在美國進行創新創造。
美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是從克林頓時期開始的，一屆一屆的美國政府在這個戰略上是有連續性的，出臺了很多發展數字經濟、發展人工智能、發展大數據和超算的國家戰略。美國數字經濟的戰略優勢，是起步早，連續性強，而且是全面的、整體的戰略設計，涵蓋經濟社會和國家治理各個方面。美國的優勢也是一種制度性和整體性優勢，比如說美國要遏制打壓一個國家，一定會有部門協同、有法律法規、政府政策的協同，有政府企業乃至個人的協同，有國內與國際盟友國家的協同，這種協同在遏制打壓制裁其他國家的時候，集成力量確實就很大。
中國的優勢是什么呢？我認為第一個優勢就是我們的舉國體制，剛才曉強主任說在我們的舉國體制下可以造兩彈一星，在數字經濟發展上，我們從2G起步，3G追趕，4G并跑，5G領先，現在正在邁向6G。前一段時間中心課題組到華為去調研，華為現在5G因為受到了美國的遏制、打壓，所以它的智能手機已經沒有5G芯片，現在用的是經美國商務部批準的由美國高通提供的4G芯片。但是基于5G基站的這種產業互聯網、工業互聯網和智慧城市等場景創造，產業形態的智能化發展是非常快的。比如說華為已經有20多個鴻礦，就是鴻蒙系統在礦山開發上的應用，它把5G系統和人工智能結合起來，它可以做到井下無人作業，用智能語言智能操作進行采掘。這樣的應用目前已經發展到了60多個領域，華為的主要的業務來源和收入來源，已有60%以上來自于產業數字化。
第二個優勢，中國具有半導體全產業鏈的優勢，或者說半導體產業鏈的主體是在中國。盡管核心零部件關鍵技術在美國，但是產業鏈的主體在中國，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費國，其進口量占到了世界總量的73%左右。中國的芯片進口市場對于國際芯片制造商來說，具有極高的價值和重要性。以我們每年進口的芯片為例，中國2022年進口了4157億美元的芯片，進口總量占世界40%；2021年進口芯片4400億美元，進口量達到6354.8億片；2020年進口芯片3500億美元，進口量5435億片；2019年進口芯片3040億美元，進口量4451.3億片。可以看到，上升速度非常之快，這就是中國對芯片的應用，由于整個的制造業的全產業鏈、半導體的全產業鏈主體在中國，芯片占40%-60%，半導體產業鏈主體是在中國，其他產業鏈集群的主體也在中國。由于美國制定的對中國禁供政策以及一些國家盲目跟從，2023年5月末，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從2023年1-5月份的數據來看，中國在五個月內減少了3000億美元的芯片進口額，芯片進口量出現了明顯下滑，對全球半導體行業帶來了巨大沖擊。據統計，與去年同期相比，中國的芯片進口量減少了19.6%，累計減少了455億片，平均每天減少了3億片。這種趨勢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國際芯片制造商的收入和利潤下降，也給全球芯片制造商帶來了巨大壓力。
第三個優勢，中國具有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先發優勢。在這一方面，某種程度上我們已經超過了美國和一些發達國家，比如昨天工信部公布的數字，中國建成的5G基站已經達到了293萬個，北斗衛星的定位系統已經覆蓋了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目前有137個國家和我們簽署了服務合作協議。中國的超算能力，超算底座，東數西算等工程，還有大數據一體化中心等一系列的國家規劃、重大項目正在開展，以中國的舉國體制、投資能力和建設速度，這些規劃和工程在不遠的將來會成為現實。因此，中國有可能建立比美國更為先進的一種社會生態，什么叫社會生態呢？就是說基于算力、基于北斗衛星定位系統、基于5G基站的全覆蓋的集成優勢。現在中國歷史性實現“市市通光纖、縣縣通5G、村村通寬帶”。未來中國會出現基于5G的智能制造的新形態，基于5G的新服務形態，基于5G的新型社會管理形態，如果這樣的話，中國將基于數字化基礎設施、新基建形成世界的一個樣板間。就是說可以讓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看到，中國新基建的魅力和場景，在新基建5G等全覆蓋的條件下，一個國家是可以這樣的，那就不僅是傳統互聯網的移動支付、滴滴出行、共享單車了，而是基于新基建的顛覆性的技術變革、業態變革、商業模式變革和社會管理方式的變革。比如可能使更大規模的無人駕駛成為現實。在進博會、消博會、北京服務貿易洽談會等展會上，無人駕駛的場景已經有了，未來5G全覆蓋以后，加上我們空中的北斗定位系統，加上我們的超算能力產業化和生態化，我認為這些都將變成現實。我們智慧城市的管理，城市網格化的管理，在東南沿海的大部分城市已經實現，未來將向內地延伸。所以，數字化基礎設施將使中國在數字經濟發展和應用方面，特別是應用能力、應用場景、應用規模和由此產生的海量數據領世界之先。
第四個優勢，我們有大規模人才儲備。當然，還有很多中國人才現在為美國在創造數字經濟的優勢，比如，美國芯片設計的前六名，全部來自中國，其中4名是中國科技大學畢業的，1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一名是臺灣“清華大學”畢業的。再比如，說中國臺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建的工廠，臺積電的優勢很大的也是工程師優勢。所以，中國人才的儲備，不僅是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儲備了人才，其實向全世界輸出了人才，參與了世界的特別是美國的數字經濟和技術創新，還有原始研發和原創性發明。說了這么多，就是想說明中美各有各的優勢，中美優勢如果能夠疊加，那對世界將是福音，給世界將會帶來巨大的外部性、正向性的溢出效應。如果中美兩個國家對抗，不僅是兩敗俱傷，現在實際上美國企業已經傷了，中國企業也傷得很重，像華為的5G手機基本不復存在，現在華為新上市的都是4G的手機。華為三年儲備芯片已經用完，華為已經向社會公布了這種情況，美國的高通也好，英特爾也好，美光也好，這兩年利潤都大幅度下降，連帶著像韓國三星集團利潤也大幅度下降。我上個月到韓國參加中日韓三國政府秘書處關于中日韓經濟合作的會議，韓國的很多朋友說，韓國對華出口連續15個月下降，到現在已經是16個月下降了，韓國對華一直以來都是順差，這一兩年出現逆差，就是因為韓國緊跟美國對華禁止出口高科技的零部件，包括芯片。所以，在韓國對華禁止出口的商品里邊，下降幅度最大的就是芯片，半導體領域商品出口下降44%。顯示器下降55%，汽車的關鍵零部件出口下降34%。
因此，如果中美兩個國家對抗，它產生的溢出效應不僅會使中國企業受到損失，美國企業受到損失，連帶著其他國家選邊站隊的國家和企業，都受到了損失，它會產生巨大的負面效應，甚至不排除在數字經濟條件下造成世界經濟的割裂與碎片化。數字經濟它的本質是什么呢？是靠數字技術支撐的基礎設施連通能力，是通過互聯互通提高效率、提高共享水平的經濟增長動力。如果阻止了數據和數字化基礎設施的連通，不管是小院高墻，還是徹底切割，還是脫鉤斷鏈，還是所謂"去風險"，我認為整個世界的風險會陡增，而絕不會有哪個國家單方面下降。這個風險不僅是屬于中國的，也是屬于美國的，也是屬于全球在產業鏈、供應鏈上所有企業的。
半導體這個行業是國際分工程度非常高的一個行業，它涉及120個國家，它的產業鏈不是矩陣式的安排，也不是水平分工的聯系，而是垂直的、復雜的、交織的、多層的縱橫交錯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你可能能看到三層、四層供應商的關系，但是十層、二十層，甚至更深層次的產業鏈、供應鏈的關系，誰都是看不到的，而是當產業鏈供應鏈被斷鏈以后，其中某種關鍵原材料、關鍵零部件和關鍵技術，它被斷供或者阻斷的時候，你才會突然發現它的存在。比如說中國的鍺和鎵，原來我們誰知道有這種原材料？有誰知道它在半導體領域有這么重要？誰知道鍺占到了全世界用量的90%多，鎵占到接近70%？俄烏沖突以后，才發現氖這個原材料和氣體這么重要，而俄羅斯生產的氖占到80%以上。所以，核心零部件重要、高端、賺錢，但是非核心零部件，只要是在這個產業鏈上的組成部分，哪怕是一種原材料，哪怕它是中低端的一個零部件，那么也會影響到全產業鏈的運行，這就是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的真實關系，它是相互嵌套、相互連接、相互依賴的，雖然無形，但是它的依賴程度比政府構建的拼在一起的產業組合，還要牢固，黏性更強。
現在大家都在反思，其實美國也在反思，比如說7月17號，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在官網上發布了一篇很長很長的文章，就是關于政府可能對半導體產業施加額外限制的聲明，敦促政府停止采取更多對華芯片出口限制措施。在同一天，英特爾、高通和英偉達等美國芯片公司首席執行官參加了白宮周一的會談。出席會談的政府高官包括國務卿布林肯、商務部長雷蒙多、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布雷納德、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等。從芯片巨頭到行業協會，美國芯片行業聯合行動，希望趕在拜登政府升級限制措施前，趁著中美關系趨緩的窗口期做最后的努力，以阻止拜登政府繼續邁出“反噬美國”的一步。而且在半導體產業行業協會的這篇文章上，有一句話說得很深刻，美國是想利用自己的優勢，在和中國的競爭博弈中想贏，但是現在美國怕輸，從想贏到怕輸。而且這篇文章認為，美國的這些所有措施，可能會影響中國一代人的競爭，但是如果這個措施失敗，那可能產生驚人的適得其反的結果，美國在極力避免的那個未來，將會很快發生，所以，對美國發起科技戰也不僅是我們中國人的擔憂，我覺得也是美國企業界的擔憂，也是美國有識之士的擔憂。我之所以要談一談中美兩國的優勢，以及在產業鏈、供應鏈上為什么必須要合作，在數字領域必須要合作，就是想避免這種對任何國家和企業不利的情況發生。
三、中國在數字化、數字基礎設施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已經創造了復合競爭優勢，中國將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釋放極大動能。
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中國一直在追趕，而且有國家整體戰略設計，比如說2023年2月27號國務院印發了《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提出了數字中國建設的“2522”整體框架，暨夯實數字基礎設施和數據資源體系兩大基礎，推進數字技術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發展，深度融合，強化數字技術，創新體系和數字安全屏障兩大能力，優化數字化，發展國內國際兩個循環，助力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可以說，中國在過去四十多年時間里，以壓縮式、并行式、跨越式的發展，走過了發達國家兩三百年的道路，在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今天，數字經濟將加快推動中國經濟社會轉型，那么中國現在建成的這個全球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我覺得應該它的未來在不遠的將來有最多在三年到五年，可以讓世界看得見。
現在5G千兆光網與實體經濟已經深度融合，已經融入了制造、電力、交通等60多個國民經濟大類，中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工業互聯網平臺已超過了240個，數字經濟對行業賦能的作用日益明顯。今年信通院在數博會上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2022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了50.2萬億，占當年GDP的41%，排在了全球的第二位。數據顯示，中國在2023年前五個月的芯片出口量為1319億美元，同比增長了24.2%，這說明中國大量的芯片制造商已提高了自主研發和生產能力，不再完全依賴于進口。
四、全球目前有一些應該共同討論和深思的一些問題，在數字經濟發展的今天，哪些全球性問題亟待解決。
第一，如何推動全球的網絡空間的治理，形成基于共同認同的規則和標準的數據流動，然后數據確權到數據交易，到底應該如何有序的流動。
第二，中美兩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共同優勢是什么？共同利益是什么？共同關注的問題是什么？有沒有數字經濟發展的最大公約數。比如說數字治理是不是最大公約數，比如說數字流動中的規則是不是最大公約數，比如說數字經濟的稅負問題是不是最大公約數。
第三，數字經濟條件下，產業鏈、供應鏈會發生哪些革命性的變革？我們應該如何適應數字經濟條件下的產業鏈、供應鏈的鏈接與相互嵌套的關系？我認為數字經濟條件下，如果對產業鏈、供應鏈進行切割，那么將比如實體經濟條件下的產業鏈、供應鏈的切割，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更為嚴重。
第四，如何消除數字壁壘或數據封鎖？如何構建數據流通的合作機制，而非對抗機制，數據流通應該有無形的邊界，它不受物理空間的限制，網絡規模越大越密集，流通越順暢，數字經濟產生的價值就越高。
第五，數字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大量數據的無痕流動，給政府和市場監管帶來了哪些新的挑戰，如何防止數據的濫用或者防止數據的阻滯，防止不合理的定價和傳統定價，如何制定合理的數據流動稅負？
第六，如何解決數字經濟條件下，數字技術和新一輪的產業革命造成的勞動替代問題，重復性勞動、低技能勞動崗位逐漸被替代，這一趨勢將導致職業或者就業結構發生哪些重大變化？數字經濟條件下，會有哪些新的領域、新的行業、新的就業崗位，它的替代能力如何？
數字經濟發展有很多深層次的問題，亟待研究解決。我總的感覺，現在數字經濟的實踐發展，走在了理論的前列，理論的研究走在了政策的前列，政策的制定走在了戰略的前列。所以，在數字經濟條件下，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發展數字經濟的爆發力和爆破力，認識中國發展數字經濟扎實的基礎和我們的綜合優勢。但也必須看到我們的劣勢，特別是和處在數字經濟發展第一位或者是前沿的美國的差距，這種差距包括技術水平的差距，人才制度設計上的差距，還有現代科技管理能力等等方面的差距。
我認為，中美兩國的博弈之所以出現現在的問題，主要問題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責任在美方，中國則是為了應對美國對我們的遏制打壓，為了前行更加順利。我們不能為此封閉自己，一旦關起門來將找不到追趕的方向。只有擴大開放，只有中美合作，只有促進中美之間回到正常的交流合作軌道，真正實現優勢互補，深化建設性合作，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這對中美兩國、對中美兩國人民、對世界人民、對世界各國、對世界經濟都有利，對于世界和平發展也將作出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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