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9日，日本在聯合國大會上再次當選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按照選舉的有關規定，日本將從2023年1月1日開始，擔任為期兩年的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日本媒體把關注點放在這是日本戰后第12次當選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從而在聯合國歷史上創下了一個新高。

　　有人認為日本的“聯合國外交”之所以能夠成功，就在于它是一種改變形式的“金錢外交”，就是通過增加、準時繳納聯合國會費、積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等來贏得聯合國會員國的好感。在筆者看來，日本在戰后能夠12次當選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是日本堅持多年不懈開展“聯合國外交”的一種成果。

　　值得指出的是，再次成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并不是日本在聯合國追求的“終極目標”。幾年前，筆者采訪曾在聯合國擔任特別代表的原日本外交官明石康的時候，他說：“日本最終希望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更期盼中國能夠給予支持”，也就是所謂的日本在聯合國要求“入常”。因此，在日本看來，這次日本再次當選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讓自身距離在聯合國的“終極目標”只有一步之遙了。

　　這里，不能忽視的是“一步之遙”與“一步之差”的問題。日本以為的“一步之遙”，是從日本視角觀察出來的“距離感”。這種感覺是否正確，需要未來的歷史來做結論。日本如果直接忽視“一步之差”，不僅僅無助于“終極目標”距離的縮短，反而可能踏上歧途，與“終極目標”背道而馳。

　　重新成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并且在1月擔任輪值主席國的日本，上來就要刷自己的存在感。它選擇了兩個切入點。一個是針對正在進行的俄烏戰爭，一個是針對朝鮮的核武問題。對于前者，日本認為聯合國安理會沒有能夠發揮出應有作用，所以日本要從非常任理事國成員國角度再次提出“建議”。對于后者，日本官員近日表示“將為了出臺安理會一致意見而努力”，有意爭取做出有針對性的應對。

　　不得不說，重新成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日本，上任伊始就是從“樹敵”開始的。眾所周知，俄烏戰爭與朝核問題，都是在極其復雜的背景下產生的，也有著眾多錯綜的原因，是與各方的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與“紅線”密切相連的。對于這樣的問題，既不應急于在性質判斷上做結論，也不應急于在選邊站隊上花工夫。重要的是要在“避戰勸和”上做努力，在理解各方利益關切上明態度。“樹敵”無益于問題的解決，激化矛盾更有可能引火燒身。

　　日本一家大報的國際部負責人告訴筆者，日本重新成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對并不平衡的美日軍事同盟，日本有一種時刻為盟主“做貢獻”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日本忽視的問題是：聯合國不等于美國，戰后聯合國的歷史也表明它不能也無法實現“美國化”。日本試圖通過在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中顯示美日軍事同盟的力量，實在有錯位之嫌。

　　可以預測的是，日本如果以“樹敵”和“拉圈”的行動方式在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中展現自身的話，最后只能弄巧成拙，其結果往輕了說是“偷雞不成蝕把米”，往重了說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作者：蔣豐，中宏觀察家、《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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